法律上的“生态人”——“生态人”环境法上的

南京大学赵奎英主持完成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生态语言学与生态文学、文化理论研究”（项目批准号为：1213ZW007），最终成果为同名专著。课题组成员有：吴承笃、刘昌奇、张超、Chau Meng Huat。

一  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语言与生态的关系，既是目前国外生态文学、文化研究中最具挑战性、前沿性的问题之一，也是生态文学、文化理论研究需要面对的一个基本问题，但这一问题尚未引起国内学术界的足够重视。西方学界虽然敏锐地认识到语言问题对生态文学、文化研究的重要性，但也并没有找到一种能够为生态文学、文化研究提供全面支持的生态语言理论作为基础。同时，由于文学艺术的语言特性，生态文学批评的文本分析尽管不可避免地是一种话语分析，但当今的生态批评似乎也尚未找到一种系统的语言学方法作为依据。因此，目前的生态文学、文化研究可以说处于一种语言理论基础困境和语言学系统方法的缺乏之中。而生态语言学作为在语言学、生态学等学科之间形成的一门新兴交叉学科，其意义不止于语言学内部，其生态辩证的语言观念和系统的批评方法，使其能够为生态文学、文化研究提供语言理论基础支撑和方法论依据。这促使我们把生态语言学与生态文学、文化理论结合起来进行一种跨学科研究，以期对当今的生态文学、文化研究的语言理论基础建构，生态文学、文化批评的方法与实践，以及对当今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起到某种推进的作用。

这一研究的重要意义在于如下。第一，把生态语言学与生态文学、文化理论结合起来进行跨学科研究，具有填补学术空白的重要学科开拓意义，它既可以拓展生态语言学的应用范围，深化生态语言学研究，又可以拓展生态文学、文化研究的理论观念和方法视域，看到从各自视野内无法看到的东西。第二，生态语言学辩证生态的语言观念可以为生态文学、文化研究的语言理论基础建构提供支撑，生态语言学的批评方法可以为生态文学批评实践提供方法依据，因此把生态语言学运用于生态文学文化理论研究，有助于在理论与批评的双重层面上推进生态文学、文化理论研究。它对于推进生态文学、文化研究的语言理论基础建构，理论难题解决，文学、文化批评方法模式构建，具体批评实践的深入展开，以及当今中国的生态文化、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第三，生态语言学作为一种生态语言科学，有利于生态文学、文化研究的科学化，而生态语言学的哲学化倾向，又有助于加强生态文学、文化研究的哲学根基，这无疑都有助于生态文学、理论研究的学科建设。

二  成果的主要内容

该成果在总体结构上除“导论”之外由上下“两篇”共“七章”内容构成。“导论”部分对语言与生态的内在关联进行揭示，对生态文学、文化研究兴起的时代语境进行梳理，对于生态语言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作用进行阐释，致力于为生态语言学与生态文学、文化理论的跨学科研究确立依据。上篇“生态语言学观念与生态文学、文化研究的语言理论基础建构”，由三章构成，在对生态语言学的产生、发展与动向，内容、方法与范式进行梳理分析，对当今的生态文学、文化理论研究的语言理论基础困境进行反思的基础上，致力于探讨生态语言学的理论观念及其对当今的生态文学、文化研究语言理论基础建构的意义；下篇“生态语言学批评与生态文学、文化批评的方法与实践研究”，由四章构成，致力于探讨生态语言学批评对于生态文学、文化批评的方法论意义及其在生态文学、文化批评实践中的具体运用。通过上下两篇的研究，力图从“理论建构”与“批评实践”两个大的方面对“生态语言学的生态文学、文化理论研究”的整体框架进行搭建，并对当今中国的生态文学、文化理论研究，生态文学、文化批评实践和生态文化、文明建设从生态语言学角度做出推进。

通常意义上的“生态语言学”概念，主要是指“生态语言科学”而非“生态语言哲学”，目前生态语言学的最新发展表现出某种哲学化的趋势，但尚未系统地关注到生态语言哲学。本课题顺应生态语言学发展的这一最新趋势，并结合生态文学、文化研究的特点，提出一种包含“生态语言哲学”的广义“生态语言学”概念，重新界定了生态语言哲学视野中的“深层生态语言观”，认为深层生态语言观是一种反人类中心主义，反理性中心主义，反分离主义，强调语言与自然之间的自然联系，把语言看作所有生命存在本身的表现或显现，能把人与自然统一起来的诗性的自然语言观。并把海德格尔和艾布拉姆的生态语言哲学引入生态语言学观念中来，既拓展了生态语言学的研究领域，也推进了生态语言学观念的“深生态化”，使生态语言学具有更深厚的哲学根基并向纵深方向发展，从而也为当今的生态文学、文化研究提供更好的语言理论基础支撑。

目前的生态语言学批评，主要是根据索绪尔对“语言”与“言语”的区分，把生态语言学批评区分为“语言系统批评”与“话语批评”两个基本层面。但实际上，批评的生态语言学，不仅批评作为其分析对象的语言系统或话语文本中的非生态因素，而且批评生态语言学自身作为研究手段的语言是否也包含或体现了非生态因素。这样就使得生态语言学批评还具有一个包含着对自身学科理论话语的反思的“元批评”层面。但这一层面一直没有得到明确命名，影响了对生态语言学批评方法更系统的认识。本课题研究明确提出了这一层面，把生态语言学批评界定为“生态语言系统批评”、“生态话语批评”与“生态语言学元批评”三个层面，并沿着这三个层面，具体探讨了生态文学、文化文本中的“名词化”、非文学性环境文本中的“话语修辞”，生态文学、美学研究领域的“生态”与“环境”之辨三个重要理论问题，第一次系统地展现了生态语言学批评对于生态文学、文化批评的方法论意义，并在名词化研究、话语修辞批评、“生态”与“环境”之辨方面提出了具有创新性的观点。

在生态语言学批评对象方面，目前的生态语言学批评虽然表现出向图像文本或多模态文本拓展的趋势，但就目前国内的生态语言学批评来看，批评的对象还多以语言文字为媒介的环境话语文本为主，本课题在批评实践研究中，不仅对文学文本进行批评，还选取以图像呈现为主的、综合运用多种媒介的当代欧美动物电影作为批评分析的个案，既使生态语言学批评的对象文本得以拓展，也使“生态语言学”与“生态图像学”的结合研究成为可能。当今时代的“图像转向”使得图像越来越倾向于与语言等其他媒介形式结合起来，塑造着我们对自然、环境和生态的认知。这就使得这一拓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在目前有限的动物图像生态语言学批评中，人们关注较多的是动物纪录片，对动物电影较少涉足，这也使得本课题的批评实践具有更强的开拓性意义。此外，本课题还把批评对象拓展到《新华字典》中的动物词汇解释，探讨了生态语言学批评与生态伦理学原则的关系，既使具体批评实践的对象涵盖话语文本与语言系统两个最基本层面，也使生态语言学批评成为一种真正的接地气的生态文化批评。

在生态语言学观念与生态文学、文化研究的语言理论基础建构方面，本课题指出当今生态文学、文化研究在理论建构方面的一个主要困境，是没有找到一种合适的语言理论作为基础，并梳理概括出生态语言学的语言观念有助于突破这一困境的三大重要贡献。该成果指出生态语言学强调语言与环境、语言与世界之间的双向交互作用，把语言作为“自然”与“文化”之间的中介环节来理解，并把语言的“环境”置于自然、社会和心理因素的复杂关系之中，这使它既超越了其他语言学在“语言与世界”关系问题上那种“世界建构语言”或“语言建构世界”的单向决定论，也超越了在语言的“自然性”和“约定性”问题上那种非此即彼的二元论，以及把语言现象封闭起来加以研究的局限性，成为一种具有丰富“参数”的真正生态辩证的语言学理论，从而为人们更好地理解文学、文化研究中的文本与世界、自然与文化、自然生态与社会生态和精神生态之间的关系问题提供更为科学的依据，并因此对当今的生态文学、文化研究的语言学基础建构具有重要意义。

在这一部分，该成果还从通常的“生态语言科学”拓展到包含“生态语言哲学”在内的广义的“生态语言学”概念，并具体探讨了艾布拉姆的生态语言哲学的核心内容及其对当代生态文学、文化研究语言理论基础建构的作用。艾布拉姆建立在梅洛－庞蒂哲学基础上的身体现象学语言观认为，自然是有语言的，语言是所有生命现象和整个感知世界的表现，语言与自然之间存在自然的关联。艾布拉姆的语言观反对“人类中心主义”、“理性中心主义”和“分离主义”，反对把语言视作人类的专有财产、抽象的规约结构、既与内在自然也与外在自然无关的空洞形式系统，致力于重建人与自然之间的交流、联系与和谐共生关系，是一种典型的深层生态语言观。这种深层生态语言观，对西方生态批评中语言基本问题的提出产生了激发性、先导性和范型性作用，对当今生态文学文化研究的语言基础建构亦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在生态“语言系统”批评中，本课题对生态语言学领域著名的“名词化”争端进行了考察，提出把名词化区分为“原始名词化”和“意识形态名词化”，到“原始名词句”中寻找名词化产生的原始根源，并通过分析“名词句”与“原始名词化”在诗歌中的运用，说明名词化对于重建“绿色语法”和生态世界观的积极作用。并在此基础上指出，“名词化”既可能是一种意识形态的“欺骗”，也可能是“绿色语法”的资源，其“生态”或“反生态”功能要联系具体语境来看。在文学语境中，它有助于生态审美效果的生成和生态整体世界观的重建，但它在非文学语境中，主要发挥“抹除”与“欺骗”的非生态功能。这些看法突破了语言学领域仅仅局限于语言学内部在其“生态”或“非生态性”上长期悬而未决的争论，这不仅推进了语言学领域的名词化研究，也深化了生态诗歌语言研究。在生态“话语批评”方面，本课题第一次从话语修辞角度对非文学性环境话语进行系统批评分析，揭示出其三大典型的非生态性修辞功能——“建构”、“抹除”和“粉饰”，并具体探讨了它们常用的修辞策略和修辞方式。在语言学“元批评”方面，则对生态文学、美学研究领域的“生态”与“环境”之辨进行了考察，不仅从生态语言学角度分析了“环境”概念背后隐含的二元论和中心论问题，并具体探讨了这一争论对于生态观念确立与生态理论话语建构的意义。

三  成果的主要价值

目前国内学界的生态语言学研究，主要是在语言学，尤其是在外语教学与研究领域展开的，语言学界的生态语言学研究，对文学研究关注较少。而当今文艺学、美学界的生态文学、文化理论研究，虽然也有运用到语言视角或关注到语言问题的，但从生态语言学角度系统探讨生态文学、文化理论的尚为鲜见。该成果把生态语言学与生态文学、文化理论结合起来进行跨学科研究，具有填补学术空缺的意义，它无论对生态语言学还是对生态文学、文化理论研究来说，都是一种重要的学科开拓和理论创新。它既拓展了生态语言学的应用范围，扩展了生态语言学概念，深化了生态语言学研究，把生态语言学方法进一步系统化，并解决了在语言学内部难以解决的名词化争端等问题；也拓展了生态文学、文化研究的理论视域，推进了生态文学、文化研究的语言理论基础建构，有助于“文本与世界”“自然与文化”的关系等理论难题的解决，并有助于文学、文化批评方法的构建，文学、文化具体批评实践的深入展开和当今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因此该成果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